1934年6月，南昌机场突然发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，当时蒋介石刚从意大利购入的十几架霞飞式轰炸机被全部焚毁。现场的最高官员、航空署署长徐培根被民众和记者团团围住，面对愤怒的群众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 这些被烧毁的飞机是用千万华侨的辛勤积蓄、无数市民的捐款，甚至包括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零花钱购买的。在日军侵华步伐日益加快的背景下，这些飞机被寄予厚望，它们是中国空军的核心装备，是抵御日军的重要力量，对国家抗战及百姓安危具有非凡意义。 蒋介石得知南昌机场失火后，震惊异常，他立即指示复兴社元老邓文仪展开调查。调查取证后发现，纵火的幕后凶手正是航空署署长徐培根。徐培根本想一夜暴富，曾在上海从事投机倒卖生意专业提供股票配资，利用职务之便赚了不少钱。随着贪欲的膨胀，他竟私自挪用了购买飞机的公款。然而，投资失败后，他亏空了三百多万元，无法弥补，于是采取纵火焚烧车库的手段，企图以此填补亏空。不料，由于天气炎热，火势失控，整个航空仓库被烧毁，飞机也付之一炬。 徐培根在事情暴露前十分紧张，为保命，他向邓文仪送去10万美元，请邓文仪做了假报告向蒋介石交差。邓文仪按要求提交报告后，徐培根暂时得以安全。但不久真相曝光，蒋介石得知后，徐培根被关入监狱，而邓文仪也令他极为失望。
展开剩余56%此时，CC派首脑陈立夫见机行事专业提供股票配资，火上浇油，控诉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，对文化界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。陈立夫为何落井下石，将邓文仪置于险境？背后隐藏着更深的原因——蒋介石统治下的派系斗争。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绝对权力后，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、独揽大权，施行以派制派、分而治之的策略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为蒋介石立下功劳的嫡系逐渐分化为三大派系：黄埔系、CC派和政学系。 CC派以陈果夫、陈立夫兄弟为代表，他们曾协助蒋介石击败丁惟汾、汪精卫、胡汉民等人，垄断了党务，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。政学系主要由蒋介石身边的军师和谋士组成，代表人物包括杨永泰、熊式辉、黄郛、张群等。黄埔系则以黄埔军校师生为主体，其组织为复兴社，统治范围涵盖军队、警察、宪兵及军统特务系统。 三大派系之间矛盾重重，争斗不断。CC派不断攻击政学系头目杨永泰、黄郛，最终导致杨永泰被刺杀，黄郛被诬为卖国贼被迫辞职。尽管CC派在与政学系的争斗中占据上风，但在与黄埔系的争斗中却处于下风。 表面上看，CC派掌控党务和文化教育，黄埔系掌控军事，两派似乎各司其职，互不干涉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黄埔系认为蒋介石的天下是他们用鲜血和牺牲打下来的，因此不允许CC派独霸文化教育领域，两派为此展开了激烈争夺。 1933年12月，复兴社骨干萧作霖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，并以蒋介石为名誉会长。随后，他到上海与刘炳黎共同筹备上海分会，广泛征集会员，不到一个月就吸收了七八百人入会，并举行成立大会，打开了局面。继上海分会之后，浙江分会、河南分会也相继成立。 复兴社成立中国文化学会，让CC派猝不及防，他们向蒋介石诉苦，但蒋介石有意让复兴社与CC派斗争，并未干预。于是，CC派与复兴社在文化教育界的争斗愈演愈烈。复兴社依仗枪杆子，不把CC派放在眼里，到处挑衅和争夺他们的地盘。 身为复兴社重要成员的邓文仪，在南昌机场飞机被焚毁事件中因弄虚作假受到蒋介石严厉批评，CC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借陈立夫的控诉，蒋介石勃然大怒，不仅撤销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职务，还下令解散中国文化学会及所有分会。从此，文化教育界再次落入CC派的掌控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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